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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时间:2017-09-20 14:34 来源:未知
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为了把党的政策全面细致深入地落实好,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在落实政策时,对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和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的人及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加以特别注意,以便把各方面的人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

邓小平认为,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是保证一个社会稳定的秩序的起码条件。因此,要彻底清除派性,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必须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

律性。所以,他反复强调,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纪律性一定要加强。

那么,如何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呢?

邓小平指出:关键是建立责任制,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抓一下不可。同时,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邓小平深知当时真正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会有很多困难和阻力,因此特别强调要严格执行,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他多次指出:“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评,不要怕犯错误。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邓小平认为,要根除派性,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是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在领导班子问题上,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通过整顿,建设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说:“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设必要的规章制度,

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班子也搞不成。”

为了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为此,邓小平提出要选党性好、作风好,敢于负责,能解决问题,不怕被打倒,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

1975年5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中着力强调,“要找一些不怕被打倒的人”,“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

邓小平紧紧抓住反对派性,实现安定团结局面这一主要矛盾,从上述几个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办法,意志坚定,旗帜鲜明,针对时弊,切中要害,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消除动乱,实现安定团结的强烈愿望,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顿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

在强调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的同时,邓小平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国民经济建设上面,针对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混乱、停滞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并以经济工作的整顿带动科技、文教事业整顿的展开,领导和推动着全国整顿的深入进行。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从对当时严重混乱的工业交通的整顿开始的,而铁路运输的整顿正是整个工业交通整顿的突破口。

铁路运输,被人们喻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如果大动脉出了毛病,那么东西南北中各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要受到严重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中,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冲击,问题严重的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许多铁路局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主要干线严重堵塞。全年运输减产5.3%,货运量比上年下降12%。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无望。邓小平选择整顿铁路作为突破口,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同时也充满了风险。这步棋下好了,会带动全盘活起来;下不好,后果则难以预料。

担负“开路先锋”重任的铁道部部长,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万里,他是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此职的。

1975年1月28日,刚刚上任10天的万里,将自己对铁路的调查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一是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的运输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大干线的畅通,严重地危及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

二是运输生产下降,“文化大革命”以来,全路职工总数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所增加,可是运输生产不但没有随着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1965年平均日装车5万辆左右,现在只有4万辆左右(有时只有3万多辆),减少了1万多辆,按实际能力,应达到6万辆左右。

三是事故惊人。1965年全年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88起,1974年多达750多起。

四是机车车辆损坏严重,全路机车完好率只有60%,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机车是带病作业。

万里接着说:铁路问题复杂,不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要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问题。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明确表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立即指示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方针,并要求文件中要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立即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文件。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的起草十分重视,当文件初稿完成送他审阅时,他亲笔加上这样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这段话的要害是明确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并向它宣战。

很快,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于1975年3月5日,下发到县、团级,这就是有名的中央九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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