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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曼:致那些“被遗忘的历史”
时间:2018-01-20 11:54 来源:未知
魏德曼:致那些“被遗忘的历史”

福尔克尔·魏德曼

《焚书之书》 宋淑明 译 2017年6月

《奥斯坦德1936》 郭力 译 2017年6月

○严杰夫(媒体人)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可以说至今依然是现代新闻主义背景下历史写作的典范。曼彻斯特的特点在于,它用新闻人特有的碎片化记录方式,记下了一个个历史切面中的细节,让人在亲触历史现场的同时,也间接地拼贴出一个时代。

当然,自现代传媒业发端开始,曼彻斯特就不是孤单的。例如,“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纽约时报》记者盖伊·特立斯笔下的“纽约史”也同样精彩;另外,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周日特刊》副刊主编福尔克尔·魏德曼也可以算作是其中一位。

稍有不同的是,魏德曼并没有像曼彻斯特和盖伊一样去书写当下,而是用笔在“二战”前夕的1936年“切下”了一块“时间切片”——这就是《奥斯坦德1936》。

为“昨日世界”画上最后的句号

《奥斯坦德1936》可以被看作是一本传记类小册子。它并不厚重却很精致。它的精致之处在于,作者笔下的这座处于战争阴影下的欧洲小城,似乎像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世外桃源”。在外部世界已经快要沦为地狱的时候,这里却依然维持着起码的尊严和体面。也难怪,很多人将魏德曼描绘的这幅图景看作是文字版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这本书并非是地方志,而是一部人物志。在这部人物志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他的朋友约瑟夫·罗特。

有意思的是,约瑟夫·罗特是当时欧洲最知名的记者之一,同样他另一个著名的身份也是历史小说作家。他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就重新还原了奥匈帝国的辉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欧洲版的《光荣与梦想》”。

茨威格和罗特属于忘年交。起初,罗特还只是一位学生,不过是年长他十岁的好友的仰慕者,茨威格却已是声名显赫的大作家。直到罗特将自己作为东欧犹太人的故事写成《流浪的犹太人》之后,他才开始引起茨威格的注意。在书中,罗特指出,东欧犹太人被西欧当成是“东方的客人”,甚至于被已同化的西欧犹太人看作是“穷亲戚”。这种尴尬的身份问题,触动了作为典型的西欧犹太人的茨威格,他主动给罗特写了一封信。这也成为他们两人友谊的开始。

当然,对于1936年都生活在奥斯坦德这座比利时小镇的茨威格和罗特,由于出身的不同,他们对待未来的态度也不同。罗特虽然对欧洲的局势表现出极端的绝望,但他的态度却是决绝的。在给茨威格写的信中,罗特提醒道:“要么战斗,要么沉默”。这种绝望毋宁说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热情。反观茨威格,他尽管对局势的判断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宽容和理性,但现实却一步步地在挫败他的平和和优雅。所以,终究来说,茨威格的世界是忧郁的。

正如魏德曼在书中写道,“斯蒂芬·茨威格书写的世界已不再存在。他的理想没有用处,不现实,可笑又危险……在这个个体自身,以及所有人为之生活、写作的一切都时时受到粉碎威胁的世界里,宽容还能有什么用处”?于是,我们也看到在现实的车轮面前,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早已被碾成了齑粉。

《奥斯坦德1936》的精致还在于,魏德曼对茨威格和罗特交往的记述是节制的,而且我们还在书中看到了其他人的身影:赫尔曼·凯斯滕、埃贡·埃尔温·基施、伊姆加德·科伊恩、亚瑟·库斯勒……这些先后出场的“配角”,每一个背后都带着层次丰富的故事,成为这道“大餐”最好的“配菜”。这些人物他们一方面都有着同样的身份——犹太人,同时又都个性迥异。所以,魏德曼说,他们“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但他们都是被历史的大潮“冲到”奥斯坦德海滩上的流浪者,都是要抗拒世界败落的倾诉者。

魏德曼所描绘的这幅知识分子画像,像是伦勃朗的《夜巡》中在影影绰绰的火把光线映照下的那支民兵队。画中的每个人都面色各异,但细腻的表情和画家赋予他们的位置,却让这幅作品层次分明,而充满了丰富的信息。

也正因此,魏德曼在这部小册子里不只是想要记录茨威格和罗特的友谊是如何走向终结的,也不只是想要暗示这些流亡者是如何走向各自不同的命运,它更想要勾勒出的是“昨日的世界”里最后一抹斜阳。

就是在1936年,就是在奥斯坦德,“昨日的世界”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记下一场臭名昭著的“焚烧史”

如果说《奥斯坦德1936》展现的是黑暗岁月里闪现出的“最后的优雅”,那魏德曼在《焚书之书》中则呈现出了人类文明在当代最黑暗的一段时刻。

1936年流亡在奥斯坦德的这群作家,他们除了大多是犹太人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标签:“禁书作者”。他们的作品不仅在纳粹德国被禁止出版,而且还遭受了1933年那场臭名昭著的“火刑”——纳粹分子的广场焚书。

根据魏德曼的挖掘,1933年的广场焚书根据的是一份地方图书馆官员沃夫冈·赫尔曼列出的一份名

单。赫尔曼拟出的名单最初只是为了给图书馆参考,用来给馆藏汰旧更新,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成为后来焚书的“参考文献”。在1933年4月纳粹学生集会开始时,赫尔曼的名单却成为了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资料。更有意思的是,此后这份名单并没有最终获得官方认可,而是很快遭到了纳粹宣传机构的质疑,赫尔曼本人也没有因此飞黄腾达,而因为早年质疑希特勒的言论遭到了党内审判。

赫尔曼的这份名单上共有94位用德语写作的作者、37名以外语写作的作家。魏德曼在《焚书之书》中对这些作者的生平与主要作品进行了还原。在这131位作家中,既有茨威格、罗特这些上文提及的犹太作家,也有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这样纯粹的“德国人”作家。后者的被禁完全是因为他那本“反战主义”作品《西线无战事》太过于出名。

雷马克的经历其实有点类似于罗特。他最初成长于一个工人家庭,在成名之前也只是一位寂寂无闻的小记者,以及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创作的三流作者。但是在《西线无战事》一炮而红以后,雷马克的命运完全发生了改变。魏德曼说,上个世纪没有一位德国作家活得像雷马克一样精彩。他的后半生更像是好莱坞明星的生活。但他看似衣食无忧的后半生却暗藏着太多的忧郁和孤独,在他的日记本里到处都是黑暗的句子。在这一方面,雷马克似乎更像是生命结束前的茨威格。很难说,纳粹将他的书公开焚烧乃至于剥夺他的德国国籍,是否是造成他这种性格转变的原因,但我们知道他那留在德国的妹妹最后被纳粹判处了死刑。

就像雷马克这样,托马斯·曼、布莱希特、亨利希·曼等等这些被列入世界文学史的德语作家也都在这份名单之列。不过,除此以外,在131位作家中,更多的还是并未成名的作家。就像魏德曼所评论的,“其中有些书并不那么有趣,也有些是不怎么好的、媚俗的……不是每一本在这场历史大火中被焚毁的书都是大师之作”。

但毫无疑问,这些作家如同茨威格、雷马克一样,因为这场大火而被彻底改变了命运。1933年5月的那个夜晚,对于这131位作家的意味是相同的:“它是他们生活中一个巨大的裂痕,一个划穿他们生命、他们作品的裂痕”。就像罗特在1935年写到:“这场大火照亮、荣耀了他们,拉近了我与他们的距离。”

于是,与《奥斯坦德1936》相比,《焚书之书》似乎更像是戈雅在版画《战争的灾难》中呈现出那幅悲怆而扭曲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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