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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军历史上的几次重要转折
时间:2018-01-26 11:39 来源:未知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军历史上的几次重要转折

    回溯中国人民解放军90年的辉煌历程,军队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靠的就是正确路线的指引,每逢关键时刻,总有一大批极具政治定力的共产党领导人为我们党站台压舱、抗风拒浪,保证党的事业顺利涉险度难,摆脱困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折射出一种强大政治定力,使党和军队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90年过去了,昔日战场的痕迹已渐渐湮灭,只有少量残留下来的历史遗址以及当年见证者的回忆,向我们讲述着那段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
 
  南昌起义:保留下革命火种
 
  1927年4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7月15日,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血的教训擦亮了共产党人的眼睛,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再无退路,他们决定以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
 
  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在起义指挥部楼顶上,数声枪响,红色信号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着在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2万余人的军队,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军以“河山统一”为口令,系红领巾,左臂扎着白毛巾,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上红十字,各自朝目标发起了攻击。
 
  起义打得最激烈的战斗是在章江路口旧藩台衙门里的敌总指挥部。攻打战斗由贺龙、刘伯承亲自指挥。贺龙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弹雨,站在离敌人不到200米的石阶上指挥进攻。起义的战士看到贺龙威武地站在他们身边,亲临火线指挥战斗,增添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战士们奋不顾身地爬上民房的屋顶,从侧面占领了制高点,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把敌人击退到了总部院内。而正面进攻的主攻部队冲进了大门,从背后进攻的部队翻墙冲入了敌军总指挥部,同院内顽抗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经过一番激战,敌军警备团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占领了敌总指挥部和省政府。在清理俘虏时,抓住了叛徒赵福生,贺龙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起义历时4个多小时。激烈的战斗后,捷报从四面八方传来——全歼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5000余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
 
  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光荣节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算起,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领导了80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因为保留下了革命火种,在这个意义上说又没有失败……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遵义会议,从挫折中奋起
 
  长征路上,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北上湘西的路上,敌人早已重兵以待——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5年1月15日那天早上,杨世林所在的一军团警备连主要负责中革军委机关的警卫工作,连长刘辉山告诉大家,晚上中央将在红军总部驻地——原黔军二十五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中央领导和各军团主要负责同志都要参加,要求大家一定要以百倍的警惕完成这一任务。
 
  据杨世林后来回忆,开会的那天博古来得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表情凝重。
 
  随后,毛泽东和张闻天也赶来了。
 
  杨世林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披着一件缀了补丁的单袄,长长的头发分在两边,显得清瘦。他手夹一支烟卷,与张闻天并肩而行,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还不时点头。王稼祥是被别人用担架抬进来的。
 
  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笨重的大皮鞋,脸很红,显得十分疲惫。
 
  杨世林回忆,会议开了3天,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由于警卫战士们头脑中的弦绷得太紧了,以至于还闹了一场误会。
 
  会议刚开始不久,突然响起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防空号。“有情况!”连长大喝一声,就带着警备连的官兵赶往柏公馆。可赶到那里时,发现什么情况也没有。原来,负责高射机枪阵地的邵永清由于紧张过度,把一只猫头鹰误认成飞机,吹响了防空号……
 
  邵永清正在懊恼不已,匆匆赶来的刘伯承对他说:“小鬼,莫紧张,这说明你警惕性高。”刘伯承还交代连长、指导员不准批评、更不要处分邵永清。
 
  1月17日会议结束时,正在站岗的杨世林看到毛泽东步履轻松地走了出来。
 
  此时,大街上不远处的一家羊肉粉馆里的肉香味,正在晚风里飘散。杨世林听到毛泽东对他的警卫员说:“羊肉粉是遵义的特产,吃的人不少,味道一定不错哩。”
 
  三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20位会议参加者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濒临绝境的生死关头,推动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正如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生前所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的成果。
 
  毛泽东大渡河畔聆听秀才指点,避免石达开的命运
 
  中央红军自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多有江河阻拦。每遇至此,蒋介石必部署重兵前堵后追,欲置中央红军于死地……在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再次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因此,能否渡过大渡河,就成为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又一关键之役。
 
  中央红军同70多年前的太平军相比,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要比当年的太平军晚半个月,由于已经进入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布防严密,抢渡更为困难。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率领着先遣队冒着大雨日夜兼程,于5月24日凌晨到达安顺场,全歼了国民党守军两个连,缴获渡船1只,后又找到2只木船并控制了渡口。
 
  就这样,红军抢在蒋介石收缩口袋阵之前到达了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上午9时,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打响了。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一齐向对岸敌人压制射击。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这时,刘伯承、聂荣臻都走出工事,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吹了。刘伯承命令:“继续吹!”站在一旁的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抢前几步,从一名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挺起胸膛吹起来……
 
  小船载着18位勇士在弹雨中艰难前行,黑压压的敌人从山上冲下来,岸上的炮手射出最后两发炮弹,一一命中敌群。勇士们冲上岸,最终控制了渡口。
 
  然而,后面的渡河并不顺利。
 
  由于河面太宽,水流湍急,几次架桥都未成功。找到的船只也很少,船的最大容量一次只能坐40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直至第二天上午10点,红一团才全部渡完。照此速度,全军两万多人马全部渡完需要一个多月。此时,后面的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逼近,形势仍很严峻。
 
  身处如此危险境况,毛泽东及红军高层领导人无法入眠……就在这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告诉毛泽东,他在镇上拜访了一个90多岁的老秀才,这人名叫宋大顺,曾经亲眼看到石达开的覆灭……李富春建议说,这位老秀才对这里的情况非常清楚。我们有必要拜访一下这位秀才。听听他有何指教。
 
  原来,刘伯承率领的红军先遣队于5月24日到达并占领了安顺场。听船工说此处有一位90多岁的清末秀才,在村子里教书,曾亲眼见证了72年前石达开在此地的覆灭。战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杨得志团长,杨得志就去拜访了这位老秀才——安顺场太危险,只要在两头布置了军队,就是再勇猛的军队也插翅难飞呀。老秀才的讲述更加坚定了杨得志要迅速找到船只强渡大渡河的决心……当李富春赶到安顺场时,杨得志便向他做了汇报,于是李富春就去拜访了他。老秀才这两天亲眼看见红军来到安顺场,对百姓秋毫无犯,还帮助百姓做事,把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粮食分给百姓,于是对红军产生了同情之心,劝红军尽早离开安顺场……这样,在毛泽东到安顺场后,李富春便立即向他做了汇报。
 
  深夜,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请来了老秀才宋大顺。
 
  老秀才向毛泽东讲述了石达开极具悲壮色彩的历史后说,有人分析了石达开饮恨大渡河的教训称:“达开不自入绝境,则不得灭;即入绝境,而无彝兵四面扼制,亦不得灭。”石达开自己在供词里也承认:“到紫打地,方被兵勇夷人击败。”
 
  听到这里,毛泽东为石达开贻误战机而导致全军覆没感到惋惜,心情愈加沉重地问道:难道红军真的只有步石达开的后尘,被国民党消灭在大渡河边吗?
 
  老秀才说,石达开本来是不该被灭的,他向西可以到昌都,向南可以到云南,向北可以到康巴。可惜他明知清军追击已到眼前,还放假3天,庆贺小妾生子。这样大操大办下来耽误了时机,清军赶到后,紫打地(安顺场)地处高山峡谷之中,两头重兵堵截,就只剩下渡河一条路可走了。但此时大渡河洪水猛涨,渡河之路被截断,石达开覆没就必然成了定局。
 
  老秀才的话似乎是在提醒毛泽东,要尽快想办法离开安顺场,否则必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毛泽东感到处境十分艰难,现在很难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脱离险境。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老秀才见毛泽东陷入沉思,就再次提醒:此地非久留之地,留下必危险。
 
  毛泽东又问老秀才,红军怎样才能脱离目前的险境?
 
  老秀才捋了一下胡须,说,目前,离开安顺场是比较困难,您要是不怕辛苦的话,只有顺着大渡河向上走,到泸定桥渡河,那里有一座康熙皇帝亲批、由朝廷出资建造的铁索桥。但是泸定桥离安顺场有300多里路,还远着呢!可是,现在若不带领军队快速离开安顺场,危险啊!安顺场处于高山峡谷地带,中间只有一条大渡河,如果两头有军队堵截,红军就再也无法走出安顺场了,成为太平军的可能性就太大了。红军的境况与当年的太平军是多么相似啊!
 
  老秀才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沿大渡河北上、过泸定桥、甩掉国民党“追剿”军的决心。
 
  毛泽东站起身再次握住老秀才的手,感谢他为红军提供的宝贵情况。
 
  5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兵分两路,红1师继续在安顺场渡河,红2师北上夺取泸定桥。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动,只有夺取了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在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开始。所有的武器一齐朝对岸开火。22名突击队员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在震撼河谷的军号声中,突击队员们沿着光溜溜的铁索一节一节地向东桥头匍匐前进,随后的部队在铁索桥上爬着铺设门板……至晚7时,红4团终于占领了泸定城。
 
  战斗结束后,22名勇士除当场牺牲三人外,每人获得了五件奖品:一套印有“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在泸定桥纪念馆里,矗立着22根红色花岗岩碑,只有五根刻有名字,一根上端雕有头像。其余都是无名英雄。
 
  萧锋在《长征日记》中写道:夺下泸定桥后,在桥东头大树下茅草街边,他碰到了红4团特派员、江西老表张国华,两人在小酒铺里吃了点水酒,喜谈东西两岸战斗的经历。张国华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一天一夜走了240里啊!萧锋也说,我们红3团也不少于239里呀!此时两人都笑了起来……
 
  李聚奎回忆:过泸定桥那天我特别激动,它哪里是桥呀,就是悬在相距百米远两岸上的13根铁链子,9根做桥面,4根作两边的扶手,上面搭了一些板子当桥面,人走在上面时桥就晃来晃去。泸定桥是我一生中过得最不安全的桥,但又是一座最安全的桥,因为过了它,我们就转危为安了。蒋介石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破灭了。
 
  毛泽东转战陕北,“用一个延安换全中国”
 
  1947年3月18日黄昏,在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毛泽东转战陕北就像当年长征一样,但与长征所不同的是,长征是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选择的战略转移,而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延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即使是暂时的主动放弃,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一时也想不通。一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从枣园到王家坪毛泽东处,希望不放弃延安,延安是守得住的。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师哲同志,你的想法可不高明啊。我们不应该阻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失掉了一切,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不久后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师哲茅塞顿开,心情豁然开朗。
 
  之后几天,毛泽东继续做思想工作,向干部们解释暂时放弃延安的深远意义和中央的战略方针。3月14日傍晚,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新四旅的团以上干部时说:“我们主动放弃延安这只是暂时的,延安永远是我们的,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全中国。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毛泽东最后幽默地笑着说:“连让他几个窑洞我们都舍不得,将来人家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都给我们,他就会舍得吗?我们下一次在哪儿见面呢?可能不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北平吧!”毛泽东的话拨亮了干部心中的灯。
 
  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多次遇到险情。
 
  有一次,敌人的侦察小组发现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活动,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歼捕杀。胡宗南甚至叫嚣:“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捕捉中共首脑!”
 
  6月初,敌29军的二三万人已追到了距王家湾只有三四十里的安塞县坪桥镇,情况万分危急。毛泽东身边只有警卫连200多人,两军相距最近时,夜晚敌人的人喊马叫声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分析说:敌军的企图有两个,一是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二是逼我们过黄河,我们决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下去。毛泽东离开王家湾的夜晚,雨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就这样,毛泽东率部从敌人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过去。
 
  8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经绥德县向米脂县行进,过咸(阳)榆(林)公路上最大的一座桥时,绥德地委的同志建议等中央过去后将桥炸掉。但毛泽东却说,路是大家走的,桥也是大家过的。他巧施一计,让地委的同志在中央机关过去后,立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向前”,并标明了毛泽东行军的方向。敌人追至桥上,看了半天牌子,认为是“毛泽东的阴谋”,于是向相反方向追去了。就这样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顺利脱险并到达米脂县。
 
  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更是多次遇到险情,但每一次都化险为夷。
 
  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转战在陕北,从容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1948年3月23日中午时分,在陕北吴堡县川口村元子塔渡口,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神情凝重地注视着汹涌激荡的黄河,时而又深情地眺望着身后的陕北高原,他们告别了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的陕北。船队在一阵粗犷浑厚的号子声中驶向黄河东岸的山西省临县下滩里,到达晋绥解放区。
 
  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光辉历程结束了。就在他东渡黄河后的第29天,即4月21日,我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将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岁月的奔涌从未停歇,奋斗的征程永远向前。9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打响了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枪。如今,那永载史册的枪声虽已远去,但这个特殊的日子却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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