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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
时间:2018-06-14 11:45 来源:未知
解析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中,重点就是灭洋教,这恰恰是对西方精神殖民最大的反击。当时中国所谓的洋教信徒大部分都是社会渣子,长期欺凌百姓,又有何值同情之处?至于当时所谓的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铁路与电线,却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格格不入。更何况,这些事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利,而是更为深重的苦难。作为当时的人民,把扒铁路,倒电线杆作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目标之一,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站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社会,去指责前人破坏铁路与电线是愚昧,这要有多无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在118年前的今天,1900年的6月13日,义和团运动暴发了。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在义和团运动中渗杂了大量的宗教因素。以致于在今天社会,有不少人视义和团运动为愚昧、无知、落后、极端。更有甚者,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爱国本质,让今天的推墙派极不舒服,恨不能彻底抹黑义和团运动。不少的公知大V,零散民逗开口闭口就把中国现今的爱国者视为义和团。

是的,义和团运动在今天的网络上,成了民逗公知扣给爱国者的一顶帽子。

网友宝铂作了一个小段子,不妨看看:

【 “义和团最大的不对在于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对。
义和团在拆电杆毁铁路的时候,理由都是毁我大清龙脉之类的,现在看来非常愚昧。如果义和团在拆电杆的时候,把口号换成“拒绝电磁辐射,保护子孙后代”,“电线辐射可致癌,再不知道就晚了”。
而在拆铁路的时候,把口号换成“拒绝火车噪声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大清国,请等等你的灵魂,请等等你的人民”,在发生铁路事故更可以加大宣传力度。
要是义和团当时换成这些口号来拆电杆毁铁路的话,看你们现在还敢不敢嘲讽义和团。”

 

嗯,段子确实是极好的有力的反击武器。

义和团爱国的本质是不容质疑的。然而在当前的舆论氛围之下,义和团早已让抹黑了,要扭转这个认知又是何等艰难。难就不说了吗?面对歪曲者,沉默恰恰是对历史最大的不尊重。义和团的事,已逝去久远,资料零散难找。一个文章能否说清,我也是没有把握的。且试一试吧。

说义和团运动,那就必须了解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除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外,我认为最主要的二个原因是:文化冲突与社会矛盾。

文化冲突

这与西方列强侵华是密切相关的。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众多的不平等条约。为西方殖民中国大开了方便之门,西方列强的商品开始的中华大地上倾销,清皇朝的治权开始大量丧失,这背后就是中国士农工商的血泪。经济与政治的压迫,更重要的是西方宗教与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尤以《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以及美国第一次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原则之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攻城掠地,强行还堂,建堂,在中国南北各地制造了大量的教案冲突。

在条约与军事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从1846年起,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设立了三个主教区,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南、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方代主教区。到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达到了800人,教徒70万人;在华的基督传教士由1844年的31人发展到了19世纪末时的1500人。教徒约8万人。此外沙俄的东正教也纷纷涌入我国东北地区。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各类教会学校,然而这些学校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从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90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说:“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而是)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宗教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先行者,精神殖民更是西方列强最为阴毒的手段。

凭借坚船利炮为后盾,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各个地区,只要是他们看中的屋宇公所,楼台馆舍,一律指认为教产;他们看上的良田沃土,一律强行霸占;他们大量收容地痞流氓,恶霸歹徒,助他们为非作歹;他们要求中国信徒抛弃传统礼俗,不拜祖宗,不敬天地,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度侮辱。与经济和政治上的侵害相比,精神与传统礼仪遭到侵害更让中国人不能忍受。

信奉了西方宗教的中国渣子,总是会时不时地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为了包庇信众,西方传教士公然干涉中国法律,咆哮公堂,威胁官员的事时有发生。而地方官如果不听从西方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常常会遭到总理衙门的撤职查办,总理衙门就是大清裱糊匠李鸿章李中堂大人坐镇的。有李中堂在,地方官往往屈从西方传教士,“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

信众怎么样,宗教就怎么样。这样的宗教自然遭到民众自发的抵制,“小民以自卫无术,往往入拳会以求保护。”

如此一来,教徒更为无法无天,传教士更是横行霸道。西方宗教与中国民众冲突不断。一时间,教案遍布中华大地,天津,广西,贵州,内蒙古 ,湖南等暴发的教案更是影响深远。中国普通民众与西方洋人矛盾尖锐。

文化冲突持久而激烈,社会矛盾也处于随时暴发的边缘。

 

社会矛盾

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境内大修铁路。虽然铁路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却与中国农耕社会的小农经济并无关联。铁路主要服务于西方列强在中国采矿业,以及服务于他们的经济掠夺。铁路与电线杆,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人并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的是,铁路所到之处,常常毁坏农民的田舍,铲平农家的坟莹,迫使很多农民流离失所,给沿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例如,德国人在山东敷设铁路时,“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遇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其土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出自《清议报全编》卷一八)。

据御史高熙益奏称:一八九九年底,德人在高密境内强行“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 。

这种情况并非例外。据1900年7月31日,日本驻汉口领事向日本外务部的秘密报告中说: “铁路沿线及附近的人民,特别是妇女,经常吃到铁路员工的苦头。满洲铁路和芦汉铁路就如此。那里的铁路工事多是欧洲人担当。这些欧洲人中有一些下贱流氓,他们深入沿线内地调戏妇女,引起当地人民的怨恨、喧哗和斗争,并引起种种谣言。”

而参与修筑铁路的工人都是西方基督教的信徒,西方列强及其走狗在中国横行无道,这更进一步激发了矛盾。清政府在面对西方列强时软弱无能,妥协退让,使得国土沦丧,主权丢失,赔款累累,底层民众的负担不断加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反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当下,农民却缺乏一个先进的领导组织,由此白莲教,哥佬会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这一场运动的领导力量。

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率“冠县十八村”群众起义,竖起“助清灭洋”的旗帜为开端,自发地形成了一股反帝爱国洪流。“冠县十八村”起义,揭开了中华人民反帝运动的序幕。他们把“洋教”与“洋寇”联系起来,把“驱逐洋寇”与“振兴中国”结合在一起,认识到了“洋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

他们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兴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等一系列社会现实,放弃了传统的“反清复明”的破旧旗帜,打出了“扶清灭洋”的鲜明旗帜,矛头由原来的清朝统治者、洋教,转向了包括洋教在内的外国侵略势力,而且把“灭洋”作为至高无上的斗争目标。

在山东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还打出“兴清灭洋”的旗帜。不管是“助清灭洋”还是“兴清灭洋”,这种口号在极大程度上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形成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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