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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与洛阳古代体育文化
时间:2018-06-18 14:44 来源:未知
隋唐大运河与洛阳古代体育文化

隋唐是运河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隋炀帝建立大一统的政权后,为了加强对南北方的统治,从公元605一610年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到了唐代对隋大运河进行扩充、整理,形成了更为宏大的运河水运系统,打开了南北交通,这样的交通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使洛阳及周边地域的经济高度繁荣,洛阳成了商贾云集之地。隋炀帝迁都洛阳,洛阳成为全国的中心城市,加之运河的开通,洛阳的经济更加繁荣,南北经济交流日盛。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库粮仓的丰满,以至于到了唐朝初年,隋政府仓库中的粮食还没有使用完,可见其数量之巨大。因此,元朝马端临认为,从古至今隋朝最富有,尽管他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具有一定客观性,所以,诸多历史学家认为,隋朝是我国各个朝代最富有的朝代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种巨大经济实力的环境下其当时的体育文化一定是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保证的。

隋唐时期,人们的身体锻炼仍然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要活动方式,体育在此时期还没有衍生出与现代体育相同的概念及活动形态,它的存在仍需依附娱乐、祭祀等风俗活动,更多地蕴含在文化范畴中。隋唐运河水悠悠,商船车马载千秋。大运河水日夜兼程,波澜不息,河上浆声灯影,鼓乐号子,见证的不只是南北朝以后的隋唐统治政权,还有以洛阳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脉络,以及隋唐体育的多元化发展。

一、隋唐运河经济与当时体育的关系

体育的发展受生产工具、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人类基本上都处于体力劳动时代。体育蕴含在人们的生产劳动、宗教祭祀、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中,还没有以独立的形成存在。因此我们研究此时期运河经济与体育的关系,不能套用当前解读体育与经济关系的相关理论去诠释它,理解它。即便如此,不同时代的体育与该时代的经济也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欲深刻理解隋唐时期的体育,不可回避的就是当时的大运河经济与体育的关系。

(一)运河经济繁荣促使体育娱乐活动及体育相关产业勃兴

隋唐因运河带来的洛阳经济繁荣促进了洛阳体育娱乐活动的勃兴,大运河经济繁荣的背后是诸如角抵、旱船、蹴鞠、马球、围棋、百戏、武术等体育娱乐活动的勃兴。运河开通,体育交流日渐兴盛。隋炀帝三游江都(扬州) ,万船巡游,鼓乐喧天,声坍浩大,场面繁华,竟使“龙舟竞渡”南娱北乐,龙舟竞渡到了洛阳演化出了''旱龙舟” “'旱船” “跑旱船” “迎鬼船”等旱地龙舟。隋唐时期,角抵、蹴鞠活动极盛,君王喜好,民间也风行一时。史料所记:“大业六年,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 “数微服往观之。”(《隋书·炀帝纪》)唐玄宗每赐宴设酺,便“大阵山车、旱船、寻橦,走索、飞剑、角抵。”(《明皇杂录》)宪宗、穆宗三日观角抵戏一次。民间角抵活动多为寒食节、上元节、端午节、元宵节等节庆活动,常观者上万。

与此同时,隋唐大运河的经济繁荣推动了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各种体育活动器材的制作材料与技术革新,活动场地的建造与维护等。据考古资料显示,隋唐时期的足球制作工艺进一步发展,球壳由原来的两片皮革材料发展为由八片皮革对接缝合而成,内含物由原来的填充毛发物品改变为充气式的,使蹴鞠的形制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式。关于马球,史料考究发现,古丝绸之路要塞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城北面约一公里的地方还残留着一个宽大约50米到60米的古代马球场,为方便观看,该场地两侧还设置高台以供人欣赏。这都是运河经济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直观证明。

(二)体育文化交流因运河开通而盛

随着对外贸易的加强,洛阳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是各国商人、僧侣、政要云集的地方。隋唐时期,朝鲜派遣大批使者来到长安和洛阳,朝鲜的“高丽乐”,来自印度的“天竺乐”以及瑜伽、导引与按摩技术先后传入洛阳。白居易《在家出家》云:“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生动描述了他练习瑜伽时的情景,“跏趺”指两腿左右交叉,相盘而坐,是一种坐禅方法,这种坐禅实际上是来源于古代印度的瑜伽。

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唐风盛行而传到周边朝鲜,日本、东罗马等许多国家。隋唐时期的摔跤称角抵、相扑及相搏等,这一娱乐活动由于在隋唐时期的广泛开展,随运河的开通向外传播。据《唐音癸籤》载:“凡陈诸戏毕,左右车槌大鼓,引壮士裸袒相搏,较力,以分胜负。“文字表明,当时的角抵开场要擂大鼓、比赛中角抵方需裸露身体一部分进行角力。这从巴黎东方博物院藏敦煌藏经洞的唐代佛幡绢画上也可看出,今天日本的大相扑与隋唐时的角抵相似。日本历史考古学家池内宏和梅原末治合著的《通沟》一书认为日本的相扑同中国吉林省辑安县出土的古墓壁上的角抵图极相像:同中国唐宋时代的相扑比赛形式和规则也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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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鞠者,起自巷海万里之异域,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日本古书《游庭秘抄》,日本另一本古代专著《蹴鞠九十九个条》明确指出,“鞠始于大唐。”

日本古书《经国集》《万叶集》《西宫记》均记载,日本马球深受隋唐马球的影响,目本《万叶集》记载有日本神龟四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 , 日本数王了及诸卓等集于春目郊野而作打球之乐的情景;天历九年的日本宫廷马球,仍然“衣冠如唐人”。《续日本记》载,日本奈良朝吉备真备在开元年间来到唐朝并生活19年,回国时将中国的“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 带回日本。

中国的“十五柱球戏”隋唐时传入东罗马等国家,围棋、投壶、蹴鞠传到朝鲜。《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载,在十一世纪时“德国教会类似我国唐代十五柱球的九柱球戏所证明。”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这些体育活动应该是使节来到隋唐王期访问交流时,传播过去的。

二、隋唐大运河对洛阳体育文化的影响

河洛地区的经济繁荣除了隋炀帝时期,在唐朝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就是对当时盛世时期历史景象的高度概述。根据《元次山集》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未满”。可见,盛唐开元时期,到处开垦农田。到唐玄宗时期出现了“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以至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忆昔》中生动地描述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由此可见,河洛地区在汉唐时期,其社会经济相当繁荣,这为河洛地区的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便出现了像角抵、蹴鞠、秋千等更多的娱乐性体育文化活动。可以说,没有隋唐大运河带来的经贸繁盛、文化往来态势,不可能有中国隋唐特色体育的发展与演变,更不可能出现技术变革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具体来说,隋唐大运河对洛阳体育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原生体育文化形态的影响

隋唐大运河促进了河洛地区经济的繁荣,经济繁荣带动原生体育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发展,像蹴鞠、拔河、角抵、武术等。

1. 蹴鞠的改革与发展

蹴鞠早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民间流行的娱乐性活动,在汉代更加普及,当时的蹴鞠是一种外包皮革、内实米糠或毛发的球。到了唐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需求,蹴鞠出现了变革,具体表现在内外结构上,外表现在球壳是由原来的两片皮革材料合成发展为由八片皮革对接缝合而成的;内表现在壳内部的内含物是由原来的填充毛发物品改变为充气式的。充气球的改革具有历史创造意义,使蹴鞠的形制逐渐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式,因此说,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充气足球是源于我国,它体现了我国先民们所具有的智慧和创造性。另据仲无颇的《气球赋》和马端临的《文猷通考》考究,当时的蹴鞠在比赛规则和比赛场地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由于球体减轻,不仅能踢远而且还能提高,球门由原来的地下改为设在三丈高的竹竿上,比赛方法也有原来的身体直接对抗改为分队隔球门比赛的间接对抗。

隋唐时期,不管是蹴鞠的外部形状、材料制作、还是蹴鞠的运动和比赛形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女子足球,使蹴鞠运动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隋唐经济的繁荣是促进河洛地区蹴豫变革和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动力,从而使蹴鞠这项大众化运动达到了一定的阶段性高度。

2.拔河进一步兴盛

关于拔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拔河称“牵钩”或“钩强“,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隋那·地理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时的拔河是一种军事技能。南朝以后,一些渔民仿效“钩强“,制作成使船的工具,还有些地方把这种用于军事训练的“牵钩“之戏演变成一项民间娱乐体育活动,逢年过节用此戏来庆贺。

关于拔河的运动方式,我们可以从古代的一些诗词中窥探,如张悦在《奉河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中这样写道:“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斗力频催鼓,争都史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这首诗形象地描述了拔河运动的方式与场面,同时,也说明了拔河这项运动在隋唐时期的民间非常盛行且广泛开展。唐玄宗认为,“俗传此戏必致丰年”,他曾对拔河活动赋诗一首;“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由此可见,拔河这项活动在隋唐时期已经成为人们庆祝丰收和娱乐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重要运动形式,在当时的生活中为人们提供了健身、娱乐和为节目添加欢快和喜庆气氛等方面的价值。因此,拔河运动成了隋唐民间河洛地区十分盛行的运动项目。

3、角抵的兴盛与繁荣

角抵起源于上古时期,“上古时的蚩尤民族头上长着脚,耳鬓旁长着剑戟。他们在与黄帝打仗时,就以头上之角抵人,敌方对此很离防御。“(《述异记》),后人认为这种以角抵人,实际上就是角力活动,类似于现在的摔跤,相扑等随着秦朝统一列国,秦王设乐府,并首倡“角抵” 之戏。角抵的普及是在汉代,《汉书·武帝本纪》中有关于角抵戏的记载,场面宏大,方圆百里的人们前往观看,说明角抵活动的盛行及人们对角抵的喜爱。隋唐时期,河洛地区的角抵戏史加盛行。该活动在不少资料中都有详细记录,如在《隋书·炀帝纪》中就有“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会异艺毕集,终月而罢”的记载,在《隋书·柳彧传》中同样有“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的描述与记载。这些史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的角抵活动。唐朝时期民间喜爱角力的习俗有时也会在某些遗迹中得到体现,例如,敦煌藏经洞里就有一幅赤身裸腿,形象逼真的角力图。由此可见,角抵在当时社会是深受世人喜爱的一项运动,同时,也是人们寄托乡愁和心理调节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二)对外来体育文化形态的影响

隋唐时期是经济发达,文化相对开放的时期,特别是唐朝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更显得开放,因此,当时社会与外部交流猛繁,这使得各民族文化融合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文化特点。该时期,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例如,起源于土蕃民族的马球运动成了河洛地区人们普遍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使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内容得到了丰富。另外,受周边地区民族女子地位较高观念的影响,隋唐时期河洛地区出现了妇女荡秋千、打马球、下围棋,跳舞等娱乐性的体育文化现象。据有关材料记载,杨贵妃的胡旋舞跳得相当好,堪称“舞林”高手。是在这种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为河洛地区体育文化繁荣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国力强盛的隋唐时期,对外开放的力度让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活动得到空前繁荣,随着对外交往程度的加深,域外一些优秀的体育项目传向中原地带,特别是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古都洛阳能够较早地获得到传播来的域外信息,例如,印度的瑜伽、中亚的胡旋舞、柘枝舞、胡腾舞等都是较周边地区掌握的早一些,这些运动项目都为河洛地区体育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注入了新的活力。唐代著名诗人王建曾在《凉州行》诗中这样描写洛阳人学习域外文化的景象:“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从大量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隋唐时期的体育文化大量流露出了汉胡文化的痕迹,尤其是西域和中亚文化也深深地刻入了中原体育文化当中。尽管如此,我们的古代人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接受能力的,因此,域外这些体育文化被兼收并用,最终成为古代中国人所喜爱的运动内容和形式。

三、结语

隋唐时期许多城市因河而生,因河而旺,又因需要人才聚集,各有分工。衍生出了运输、搬运、仓储、旅店、餐饮、唱戏娱乐等各行各业体育与它们一样,都在享受着大运河经济繁荣的同时,又为运河经济的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历史的遗迹勾勒出隋唐运河带来的城市发展与经济繁荣盛况,铺展了洛阳内外体育文化发展与交流万象,使运河体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推动了多元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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