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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州“九大善堂”的由来
时间:2018-08-15 10:43 来源:未知
清末广州“九大善堂”的由来


    广州“九大善堂”在近代社会团体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们除办理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外,还广泛参与到地方建设与自治运动中,并担任民间纠纷的调解人。“九大善堂”这个名称如何形成,至今学术界仍未了然;“九大善堂”成员是否固定、是泛称还是特指,此前也没有结论。本文将证明,“九大善堂”作为集体称谓,起始于1906年,是特指负责粤汉铁路招股工作的9个慈善机构。



    近代广府慈善的兴起

    慈善史权威、“中研院”院士梁其姿教授曾认为“九大善堂”不一定指代固定的九个机构(梁其姿:《变中谋稳》第221页)。九大善堂的亲历者谭步侠、李汇川对九大善堂名单的记载则是一致的,即: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惠行善院、崇正善堂、明善堂、方便医院、述善堂、润身善社,只是李汇川在行文中,不慎将明善堂写成“明德善堂”。(《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第198页)这个名单,跟1920年“九善堂碑”的署名完全相符。

    在广州白云区太和镇百足桥侧,有一方1920年所立的“九善堂碑”,铭刻着广州慈善界成功调解村民水权纠纷的佳话。石碑所在的石湖村、南村,一直共用一道水源。有一年天时亢旱,两个村庄为用水问题发生争执,官府判案失当,诱发械斗,累计死人千数、焚烧房屋百间。九大善堂善士知悉此事,油然兴起悲悯之心,急筹巨款,对两造分别赈济抚恤,平息了冲突。九大善堂又聘请建筑公共蓄水塘,从水塘中分出两个出水口,一口通石湖,一口通南村,水量平均,处置妥善。为绝后言,九善堂特在现场立碑为证,希望两乡“永敦睦谊,言归于好。”

    九善堂能够多次调解民间纠纷,是在多年从事善举过程中形成了高度的公信力,弥补了政府行政的不足。近代广府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珠三角地区工商业充分发展的结果,也是地方商绅爱国爱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也受到西方近代慈善模式的启示。

    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工商业迅猛发展,到晚清时期,广州西关、新城一带,万商云集,蔚为巨观,最终形成行会集群“七十二行”。1835年,中国第一个西医院“眼科医局”在西关十三行内诞生,后迁长堤,改名博济医院。这家医院由英美人士发起的“中国医学传道会”创办,对贫穷病人免收医药费,为广州近代慈善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869年,香港第一家华人创办的慈善机构东华医院诞生,给了广州商人很大促动。广州绅士易学清在给惠行善院撰写《劝捐小引》时,指出“善孚中外,东华实溯始基”。香港东华医院的创立,被清末广府绅商认为是近代慈善的起点。

    1871年,广州商人钟觐平、陈次壬等,联合商界同仁创办广州爱育善堂。这是广州城第一个近代型的民间善堂。此前,广州原有由官府倡设、绅士办理的男女老人院、育婴堂等,只收养极少数鳏寡孤独,带有过多衙门气息,难以应付晚清问题丛生的社会环境,也未能发挥商人参与慈善的积极性。

    由于最初的《爱育堂碑记》声称“仿上海普育堂章程”,不少学者认为爱育堂跟上海普育堂性质相同,这是一种误解。上海普育堂由上海知县倡办,聘请江南善士余治及旅沪粤商唐廷枢、吴炽昌担任董事,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属于传统“政府慈善”的范畴。爱育善堂的收入,除最初接纳盐运使钟谦钧少量捐款外,其余善款主要来自各行会,并由各工商业行会推举代表轮流担任总理、值理,属于民间慈善性质。因爱育善堂发起人吴炽昌曾担任普育堂董事,故在草拟章程时参考了普育堂章程,仅此而已。

    爱育堂最初主要办理施医赠药和平民义学(义务教育),接着又担负起收殓无主尸体、救灾等多项工作。此后渐次兴起的其他善堂,也大多从事类似的善举,主要面向广州、肇庆两府,其中广仁善堂更将慈善事业扩展到广西。与传统善堂主要从事收养不同,近代慈善注重的是免费医疗与义务教育,着眼于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改善弱势群体的身体条件与谋生能力,立意更高,施善效果更为长远。

    有些资料将润身善社当作广州第一个近代善堂,是错误的。润身社最初是东关汛(大东门外)的文人结社,文社成立年份甚早,有1854年、1869年等多种说法,但转型为善堂则是在1894年,为应对省港地区大规模的流行性鼠疫而起,由商人捐出善款施医赠药,从此而改变了宗旨与名称(从“润身社”改为“润身善社”或“润身社善堂”)。

    九大善堂以商人为主体,个别善堂有绅士(科举人士、在籍官僚)参与。广州商人透过这些善堂,与各通商口岸粤商、海外华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平时,省港澳慈善界的合作,主要是接运灵柩回乡。在外谋生的广府人,若不幸客死他乡,其灵柩由同乡组织发运到香港、澳门,由东华医院联络广州各善堂作“二传手”,接续运输到相应的乡下落葬。省港慈善网络还从事拯救被拐妇女、资助难民回乡等工作。由于善堂的主要支柱是商人群体,广府慈善网络在清末新政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资本网络。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教授认为:“商人控制的九大善堂,俨然是包括香港商人在内的所有广东商人的代表”。(邱捷:《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第174页)

    正如梁其姿院士所言:“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商人团体及其部分海外生意伙伴迅速取代了传统乡绅成为慈善运动的领导者。尤其在广州、上海等大型商贸中心城市,海内外的慈善家网络成为一个显著特征。”(梁其姿:《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第220页。)在此之前,国内的慈善机构基本上维持“官倡绅办”格局,即由地方官提倡而委托绅士办理,商人虽多有出资而缺乏决定权、管理权。

    清末民初,九大善堂代表着省港工商界与趋新志士。他们不仅各自从事救死扶伤、救济贫苦、收治废疾、义务教育等工作,还联合起来参与爱国运动,成功地为建设粤汉铁路筹集资金,并在地方自治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至1911年为止,广州各类慈善机构在50家以上,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官倡绅办的传统慈善机构,如普济堂(男老人院)、普济堂(女老人院)、育婴堂等;宗教团体所创办的义务教育机构、慈善医疗机构、孤儿院等;商绅自主办理的民间慈善机构,“九大善堂”即属于这一类。

    对照清末地图,我们可以发现,九大善堂的所在位置,都在广州老城之外。清代,老城是各级军政文教机关驻地,也是官员、师爷、衙役、军人居住地,除少量为上述机构人员服务的商业服务业外,广州的工商业集中在城外西关、新城内外(今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一线以南至珠江边)。

    粤汉铁路招股形成“九大善堂”

    1906年,《香港华字日报》、上海《申报》、广州《赏奇画报》开始出现“九善堂”名称。九大善堂之所以从这一年开始名声大噪,是因为它们在粤汉铁路招股中的杰出表现。此前,善堂集群在1905年拒签华工禁约、抵制美货运动中已充当领袖角色,奠定了合作基础。

    鸦片战争后,主要来自广府地区的大批华工陆续来到美国,从事开矿、铺设铁路等最艰苦的劳动。华工工作勤奋,能接受较低工资,收入大多寄回国内养家,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华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不断掀起排华浪潮。1894年,清政府被迫与美国签订限制华工条约,以十年为期。1904年,在华商呼吁下,清政府照会美方要求废除不再续签禁约,因正值选举年,遂提议顺延一年,到1905年另议新约。

    1905年春,美国政府派公使柔克义与清廷商议改约,旅美华人担心清廷接受美方苛刻条件,急电上海总商会,希望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以促成更合理的新约。上海总商会董事曾铸领衔发电报给清廷外务部,同时发电给广州、香港商会,要求采取一致行动抵制美货。

    广仁善堂总理郑观应,曾与曾铸在上海共同从事慈善活动,接到电报后,发动广州慈善界、商界人士成立拒约会,由郑氏担任主席。因美国华工多属广府籍,广州的抵美拒约运动声势最为浩大,持续时间最长,与慈善界的全力支持分不开。在抵制美货过程中,有15个善堂站在最前线,组成广东拒约会的主力。(《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第12页)善堂在爱国运动中的出色表现,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与公信力。

    在抵制美货的同时,经官绅力争,中国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路权。收回路权之后如何办理,政府与地方绅商有不同看法。广东绅商主张完全商办,以顺德绅士黎国廉为代表;两广总督岑春煊则力主官办。岑、黎两人大起冲突,结果黎国廉被以“破坏路政罪”逮捕。

    1906年初,述善堂善董黄诏平召集各善堂负责人开会,商议营救黎国廉办法,决定以迅速招集铁路股本来打消黎国廉的“破坏路政罪”。最初的招股广告,由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崇正善堂、广仁善堂、述善堂5个善堂署名,接着惠行善院、明善堂、方便医院也相继加入,形成“八善堂”。谁知,方便医院有人来函声明退出,这样变成“七善堂”的话不太好听,广济医院善董提议用润身社代替方便医院,故第二天出街的广告仍是八善堂。善士陈惠普身兼述善堂、方便医院两个机构董事,说服方便医院再次加入,“于是九善堂之名称,乃显著于是。”继而,陈惠普认为善堂主要做善事,创办铁路必须增加商界的名义,遂将发起团体统称为“九善堂、七十二行”。(阿牧:《六十年广州社会稗史》,载《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号》)粤汉铁路招股成功,九大善堂出力最大。

    1906年2月28日,在爱育善堂召开粤路招股会议,决议从11个行会、9个善堂中各选举一人担任“暂权董事”。从“九大善堂”中选出的董事为:“爱育陈勉畲,广济侯熙朝,广仁区罗屋,惠行罗关石,述善罗少翱,崇正李敬宽,明善梁石樵,方便所陈惠普,润身社高子云。”临时董事会主席由惠行善院罗关石担任,广仁善堂区罗屋担任副主席,宣布员(发言人)由广济医院侯熙朝、述善堂罗少翶出任,以粤东红十字会会长马达臣为书记(秘书)。(1906年3月8日《申报》)整个粤汉铁路招股工作的各方面负责人,几乎都是慈善界人士。

    粤汉铁路预定总资本为2000万元(当时货币)。岑春煊最初不同意商办,可能是觉得商界无法在短期内筹集到这笔巨款。孰料九大善堂在开始招股的头十天,已筹集到1500万元,到招股结束时,达到远超预期的4400万元。最终,因民间招股顺利,清廷收回了官办的决定,同意粤汉铁路完全实行商办,并释放了绅士黎国廉。在长期的慈善合作过程中,九大善堂与香港、澳门、上海、天津、汉口粤商以及海外华侨形成了成熟的慈善网络,故而集股非常迅速,金额超出预期,慈善网络也在此刻变身资本平台。经此一役,“九大善堂”声名鹊起,得到媒体和民间的广泛认可而定型,它们也在此后的爱国运动中经常保持一致行动。

    清末民初,在省城内外,善堂或善堂性质的慈善机构有数十所之多,“九大善堂”只是其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在清末新政时期,九大善堂与七十二行商会、粤商自治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配合,在举办地方公益、推进地方自治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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