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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
时间:2019-03-02 13:54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

“整天工作工作,连一点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老板总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大城市那些“雄姿英发”的青年,几杯酒下肚后,总要吐出几句类似的抱怨。

当然,其间还要伴随着对老一辈的“不通情面”的不解,似乎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不懂把握时间、懒得无可救药。每一代人也都竭力向前辈解释,你们真的不懂我们,我们遇到的困难,你们也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一通解释之后,双方仍免不了相互嫌弃。

生活中类似的难题俯仰皆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新的时间观念开始与旧观念激烈冲突。有人追思过去的田园牧歌,有人竭力呼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看殖民地的人,总觉得“可悲、懒散而没有希望”,苛刻的资本家老板充满警惕地盯着员工用餐、睡觉和上厕所,力图从中揪出每一丝偷懒的迹象。与以上情况类似冲突,在200年前也别无二致地发生过。

本文旨在简介当代经济史学者对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对象以西欧为主。在第一部分,我们将重述汤普森的分析,这是这一领域无法绕过的经典;第二部分中,以Voth收集的数据为基础,我们将在个体层面探讨时间观念的变化。从证人报时的精确程度,再到购置手表的比例,都折射出时人这方面观念的变动。此外,他们何时起床、何时放工,都是很有意思的细节;第三部分,基于Boerner的研究,我们将分析时钟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最后是结语和展望。

从“任务驱动”向“时间驱动”转型

在《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一文的开端,汤普森描写了盛行于原始部落中的、“任务驱动”的计时方式,如果你向当地人问时间,你不能指望他们告诉你精确的十分秒。相比于“五点半”“十一点半”此类表达,当地人更常用的说法是“太阳出来的时间”或者“把牛赶去吃草的时间”,等等。

对这一点,斯科特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东南亚的部落问路,外地人是问不出答案的——你不是当地人的话,怎么会知道“走上煮一锅饭的时间”是多远呢?

在现代人看来,这种计时方式简直不可理喻,对当地人来说,这样的计时方式反而非常自然。草是一定要除的,牛奶是一定要挤的,作物成熟了是必须收割的。既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这些都是必须完成的事项,以这些节点作为时间的标记,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妥。不仅是具体的时间点,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比如说日期、月份、季节等,类似的习俗也广泛存在。汤普森还注意到,在此类社会中,常常不存在“工作”与“生活”间的二分。

当需要协作的工场出现以后,“任务驱动”的计时方式开始显露弊端。分工合作,意味着个体之间要协调工作的进度。一方的延迟,可能造成整体进度的延迟。缺乏精确的时计,意味着雇主难以向劳工下达精确的指示,当时的劳工也不在意工作的起始时间究竟几何。

17世纪时的一首歌谣,讽刺地刻画了“毫无时间观念”的劳工的生活,“周一不过是另一个周日,哥们你懂的。周二和周一一样;周三你得去教堂祈祷,周四又是半天假日;周五开始工作已经太晚,周六不又是半天假日”。如此,嬉游终日,何过之有?

另一个“老大难”是计酬。一般来说,劳工都按记下的工时长短领工钱,但在缺乏精确计时手段时,所谓的“工时”注定只能是个模糊的数量,其中还要根据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做折算。同样是17世纪时的一段材料,记载了“工作日”这个概念的复杂程度,对收割谷物的工人来说,如果待收割的植株相当繁茂,而又只需要切下其中一部分,则收割一亩半就算一个“工作日”;如果植株繁茂而又需要整根切断(需要的谨慎程度较轻),收费两亩半才能算一个“工作日”;如果植株比较稀疏,收割起来相对简单,那就要三亩半才能抵上一个“工作日”了。

这一点显然不能让雇主们满意。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产业主,开始尝试以时间为准绳制定规条,将工人的收入与是否准时捆绑起来。早在18世纪初,磨坊主就购置响铃,每天早上6点敲响,以督促雇员上工,上工以后,铃声每半小时响起一次,提醒雇员工作的进度。18世纪下半叶,部分工厂里已经出现了细致的规条:工人每天要在厂里待15个小时,中间有指定的1个半小时用来进餐。厂主认为,如此的安排能够让“懒惰和奸邪无所遁形,勤奋和公正受报酬劳”。

关键词阅读: 时间观念 历史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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