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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杨念群×欧阳哲生:历史多棱镜下的“五四”
时间:2019-05-04 18:58 来源:网络整理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另一种理想主义》《家国天下》等


1.1

社会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崛起


新京报:五四运动是一场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发起的爱国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由学生发起并主导,它在理念上有怎样的特点?


许纪霖: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从思想史角度而言,清末民初和“五四”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前者是一个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狂飙的时代,因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国已经建立,知识分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签订“二十一条”。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持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国家和国民是一回事,但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法变了,他们觉得国家不一定代表国民,国家只是工具。国家观念变化以后,他们就开始注意到清末民初不特别强调的文明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文明。


五四运动表面上争的是国家权益,但其实五四运动的宣言讲得清清楚楚,争的既有国家权益,也有世界公理,他们把文明也看作是一种公理。之所以要反对巴黎和会,不仅因为它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还因为它违背世界公理。由此可见,“五四”知识分子爱国胸怀之博大。当时,无论是老一辈的陈独秀,还是年轻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都懂得用一套世界性的文明语言来伸张国家权益。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作者:许纪霖,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


新京报:1920年,傅斯年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中国算有了‘社会’”,“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五四运动中,学生、工人、市民群体自觉地结成联盟,并通过游行和罢工影响国家决策,社会力量的崛起,算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功绩吗?


许纪霖:可以这么说。实际上很有趣,很少有一个运动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就被命名,五四运动恰恰是一个例外,它在当月就被命名为“五四运动”,这就涉及五四运动如何来自我理解的问题,当初的理解和今天是有差异的。当时,无论是傅斯年、罗家伦这两位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和宣言起草者,还是陈独秀、胡适,都更多地把“五四”理解为一场社会运动、公民运动,一场国民的觉悟。这是因为此前的政治运动,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召开国会,都是在政治层面来解决政治问题,没有人想到要去发动社会运动。过去都认为社会是消极的,即便像辛亥革命这样的改朝换代,社会也是不动的。


“五四”一开始是学生运动,但是单纯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成功,最后奠定胜局的是6月初上海发生了罢工、罢课、罢市运动。“三罢”的参与主体,从学生变为广义的城市市民阶层,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商人、工人和一般市民。清末并不缺单纯的学生运动,公车上书已经有过,但是只有五四运动生长出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世界媒体的强烈关注,但等到上海发生“三罢”以后,就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这个压力北洋政府受不了,所以马上就妥协了。


美国摄影家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他们手持“卖国奴曹汝霖”、“还我青岛”、“青岛是中国的”等标语走上街头。


1.2

百家争鸣的“五四”时代


新京报:五四时期之所以有各种思潮蓬勃涌现,与当时在知识积累、传播手段、文化体制、国际环境等有哪些关系?


许纪霖:首先得益于公共传媒的兴起,公共传媒在晚清已经开始出现,戊戌维新运动之所以能够这么磅礴,和当时出现了报纸有关。到民国以后,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更丰富了。其次,是欧战的爆发,虽然中国只派出了劳工,但是中国人对欧战的进展非常关心,人们把欧战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包括《新青年》早期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要走什么路?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德国式的富国强兵路,一种是英法式的以文明为主流的一条路。一开始,包括《新青年》在内的很多舆论都认为中国应该学德国,因为在欧战早期德国所向披靡,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持久,德国就撑不住了,然后中国知识分子就越来越明确要以法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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