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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漂流》 前“低欲望”社会的狂热与孤独 玄彬
时间:2017-11-25 13:53 来源:未知
《东京漂流》 前“低欲望”社会的狂热与孤独 玄彬

东京,作为日本最大都市,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狂热与消沉。从经济腾飞时期到后泡沫时代,从太阳族到低欲望青年,繁华背后是虚无,光鲜底下有落寞。

千禧年后,日本社会呈现出低欲望图景和个体的“虚无”危机。“低欲望”一词,源于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欲望社会》,他认为:现今的日本社会,青年人正在自发性地降低欲望。低欲望并不是坏事,但让学者忧虑的是:日本国民过着吃好穿好的生活,却逐渐丧失了对生活的热忱。一方面,青年人渴望挣脱传统的家庭结构,却不知出路在何方;另一方面,日本少子化、独居化、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人与人的防备之心日重,城市白领、工人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在寥人问津的角落,因种种原因成为单亲妈妈的妇女生活困难,由此,孤独与压抑成为弥漫日本社会的情绪。

历史 日光之下无新事

《东京漂流》是日本作家藤原新也的旧书,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却又像是一本新书,哪怕跳出日本的语境,置入当今中国的环境,也有切身之感,这正应了一句俗语——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藤原新也以锋利的笔触记录了一个个生活片段,映射出繁荣东京中“人的危机”。他于六十年代末离开日本,游走诸国,八十年代初返回东京生活。有感于日本社会的巨变,决定写下站在历史桥头的感悟,于是有了此书。

东京,这座城市繁荣辉煌,却也有像芝浦这样死气沉沉的地方。它既有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竭尽全力的梦想家,也有乏味的灰色建筑、纵横交错的运河、废弃工厂和污浊的水道。东京市民的阶层差距,也像都市里繁荣与萧条城区的界限一样分明。在《海市蜃楼》小节,藤原新也写道:“(山手线)是划分东京地价的界线......它有如划分东京人人生等级的椭圆,椭圆外侧躺着无人问津的异物。”

繁华背后藏着落寞。日本是高度资本化的国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问题结合日本特定的“孤岛情绪”、“物哀忧愁”,在东京这座大都市有了最极致的体现。藤原新也踏入东京以后,搬过好几次家,从环状七号线高架道路正下方,到三河岛的钢铁工厂密集地带,再到新兴住宅区的简易公寓、草加市郊小岛上的集合住宅等,他对东京的多元景象有切身可感的体验。比起光明,他更愿意走入黑暗,比起拥挤不堪的人潮,他把更多笔触留给“边缘人”,《东京漂流》是一部“小人物记录册”,边缘人在大都会的生存状态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东京漂流》的文字跳跃而富有画面感,这和藤原新也的职业有关。他不但是作家,也是一位飘忽不定的摄影师。当他写作时,继承了摄影师对镜头感的追求。读藤原新也的文字,仿佛在看一张张色彩鲜明、寓意十足的照片。而要理解藤原新也的写作态度,不妨从他的生活态度入手。当学生时,他自认与“弥漫着精英意识的安逸大学无法兼容”;当画家,他“专挑一些他们认为不值得画的主题入手”;住地方,他“老是挑鸟不生蛋的地方住”。记录东京,藤原新也也在“反其道而行”,这是他公开的叛逆。外人印象流中的东京他不感兴趣,他流连的是另一个东京——一个沉默、迷惘、魔幻而污浊的东京。

“凡事以扩大与效率为原则,在生产至上的基础上力行全国各地城市化是时代的主题。”“每个家庭都为跟上社会的高速成长,渐渐整理宅内与周遭没有价值、不必要的异物。”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度让国民充满希望,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社会的隐忧却逐渐浮现出来,藤原新也在书中特意强调,1980年是一个重要转折,而要理解这个转折及原因,需要知晓日本“腾飞时期”的消费图景及国民的生活变化。

剧变 从住宅到人心

《东京漂流》前半部分刻画出日本社会的消费狂潮、孤独景象。其中,《两个十诫》最有批判力。在这一章里,作者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谈到了日本的社会变迁,将日本住宅变化、生活方式变化与人们的心态变化结合起来,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剖析问题,文章没有局限于浮皮潦草的批判,让普通读者对日本社会有了一个更为整体的了解。

藤原新也发现,在日本,老式日本房屋逐渐被集合住宅取代,结合集合住宅的诞生史,他一针见血:“社会转型期集合住宅的构想,就源自监狱的监视管理系统。”“日本从此进入了一个被人管理的时代。”而日本社会人与人的孤独与隔绝倾向,也与住宅结构变化息息相关。作为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藤原新也发现:日本社会的住宅结构正步步闭锁,各家各户之间渐渐由交流变成隔绝。

高度集中的资本与曾经对生产的狂热让日本快速进入消费社会。作为传统家庭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神龛佛坛的位置被电视机取代,政府鼓励专家制定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计划,这一时期,东京大学经济学者提出了刺激大众消费的十大战略,堪称消费社会的绝佳注脚。

藤原新也对消费狂潮非常警惕,在《两个十诫》《行善潮流》中,他都对鼓吹消费的美德的风气予以抨击。某种程度上,日本精英们为了提高生产力、加强社会管理、维护既得利益,对平民实施了“奶头乐”式的手段,鼓励平民将激情宣泄在娱乐新闻、暴力游戏、情色产品和频繁密集的工作中,无形中消解了日本公民的抗争力。

作者将日本住宅的变化置入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判断:“住宅的定义,正逐渐由家庭成员与社会或超自然的交流场所,变成为了争取更多社会生产力而筑起的功能性斗争要塞。”而这种设计,本质上服务于当时日本社会“事以扩大与效率为原则”的方针。

拐点 消费狂热后的倦怠

当消费达到饱和、内需停滞,消费文明体系下的民众开始倦怠。于是,年轻人开始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大街上出现“促进消费公司”、“供给过剩公司”,电视节目开始拍摄反映颓废人生的电视剧。大众并不愚蠢,大众看破了消费的路数,但站在消费文化的饱和点上,大众困惑的是,自己该如何克服与日俱增的虚无感?

藤原新也以1980年为转折点,讲述了日本社会的变化。他举了田园调布(位于东京都大田区的高级住宅区)、反核运动、宪法阅读运动等例子,说明随着经济热潮的消退和消费文化的饱和,日本人不但愈发孤独,对既有现象的怀疑情绪也日益浓重。在这个固化社会里,都市人反而像一个个无根的漂泊者。而这幅图景正是低欲望社会的前兆。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兴起了行善风潮、《日本国宪法》热卖、卡拉OK现象等,揭示了弥漫在日本青年人群中的“空虚感”。对于行善热潮,藤原新也直言不讳道:“大众对行善运动的热衷以隐恶扬善、拯救人类为名,却不知不觉将生活中的自我救赎当成了他们的目的——这便是我假说的结论。”生而为人,缺乏精神支点,被有罪意识笼罩,渴望被拯救,这是埋藏在日本青年中的微妙心态。而行善反而成了个体赎回自己意义感、消解“被害妄想或加害妄想”的方式。

商业集团迎合了日本市民的这种心态,以爱、和平、正义、善良之名,制造各种消费途径,诱导市民吐出自己的存款。部分人跳入了这个消费陷阱,但也有不少日本人,却彻底厌恶了资本家的手段,对刺激消费的方式提不起兴趣。甚至,他们对结婚、生育也表现出背离的态度,日本青年人开始涌现出“独身潮流”,低欲望社会由此现出端倪。

讽刺的是,由于文章触犯了部分商业集团的利益,藤原新也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的连载被无情腰斩,他在书中无奈写道:“我的文字与照片触犯了批判商业手段的禁忌。”

阅读《东京漂流》,让我想起了作家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尽管前者文本更为轻盈,但它们给予我的阅读感受很相似。《东京漂流》不是散碎的杂文集,也并非一板一眼的论文式著述,它像一部作者的回忆录,融汇了他的亲身经历与东京不同时期的典型实例,在再现历史的基础上解读日本的变化。这本八十年代末的作品,今天再读,它对消费主义、个体困境和资本社会的批判与分析依然尖刻和到位,无意中也点出了当前中国青年人面临的精神危机,如果把书中的地名、人名置换,日式句子改一改,它倒真像是一本映射当下的读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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